学术观点| 张德禄、郝兴刚：同题新闻评论文体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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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新闻评论文体对比研究

张德禄 郝兴刚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德禄，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符号学、语篇分析、外语教学。

张德禄教授

摘要

新媒体时代，同题新闻竞争策略与方式的探讨成为热点。本文以功能文体学为理论基础，建构一个同题新闻对比分析框架，通过全面探讨词汇语法层面的突出特征及其前景化，对《卫报》和《华盛顿邮报》中有关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两篇同题社论进行功能文体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的文化语境决定了情景语境对语义层的选择呈现出较大文体差异，体现不同的意义建构策略:前者建构了一场世界性灾难，语气较为严肃，劝说策略上偏重品德(ethos)，以树立权威为主，互动性受限;后者主要聚焦国内社会问题，语气较为缓和，劝说策略上侧重情感(pathos)，以拉拢人心为主，互动性较强。本研究还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闻评论虽然同主题，但不一定同目的、同视角，从而可使它们大相径庭。

文献来源：张德禄,郝兴刚.同题新闻评论文体对比研究[J].外语教学,2020,41(02):1-7.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英语语法隐喻的意义变化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4YJC740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德禄，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符号学、语篇分析、外语教学。; 郝兴刚，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语篇分析。

01

引言

同题新闻就是不同媒体对同一新闻源采写的报道(郭光华2006:1)，涵盖同题报道、同题评论和同题特写等。在媒介飞速发展和同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新媒体时代，同题新闻不断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侯迎忠(2008)指出“同题新闻竞争成为新闻生产的必然趋势。对同题新闻报道策略与方式的研究将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因此在复杂社会语境下如何通过合理使用各种传播策略以吸引受众、树立形象便成为当务之急。新闻界主要围绕新闻创作基本原理研究国内同题新闻(李万寅2003;郭光华2006,2007;侯迎忠2008;陈晶晶、张梦新2008)，但忽略对文本本体(如词汇语法特征)的具体分析和探讨。肖燕雄、卢晓(2017:103)指出“受众甚至学者缺少对结构或语言层面的剖析，无疑会妨碍对新闻事实的全面、客观理解”，但他们也只关注词性和句型分析，没有充分重视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的层级性特点，缺少对语篇整体意义建构的探讨，研究的系统性不足。

Halliday(1985a,1994,2004,2014)认为，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具有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它们构成相互补充的统一体，实现语言各个层面的意义潜势。因此相比其他流派，系统功能理论更有助于挖掘语篇的整体意义。植根于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功能文体学，主张没有不存在文体的语言区域(Halliday1971)，其核心思想是“功能”，即形式特征是否具有文体价值取决于该形式特征在语境中的功能(张德禄2005:9)，因此它注重文本和语境的互动，强调语篇整体意义的配置/建构过程(Birch 2005:42)。对语篇进行功能文体分析有助于充分挖掘各种意义资源的分布策略，了解其意义建构特征。学界已对新闻领域展开了大量功能文体研究(Crystal&Davy 1969;Brook 1979;秦秀白1986;王佐良、丁往道1987;O’Donnell&Todd 1991;徐有志1992;张德禄1998;张德禄，等2016;杨雪燕2001;周军、楚军2005)，上述研究丰富了受众对新闻英语意义潜势的认识，发现了这一体裁的诸多共性特征，但缺少对同题新闻的探讨。

《卫报》和《华盛顿邮报》(下称《邮报》)作为世界范围内非常有影响力的两大主流报刊，其意义建构策略值得我们研究。相比其他语类，国内外对新闻评论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丁法章1985/1997;van Dijk 2013:255)。本文将以新闻评论这一新闻领域的一个次范畴为例，以《卫报》和《邮报》中有关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的两篇同题社论为语料，通过文体对比，全面、系统地研究同题新闻意义建构策略，旨在探讨以下问题:1)同题新闻是否在文体突出特征上有差异;2)何种语境因素引起这些突出特征上的差异;3)这些突出特征如何在构建语篇整体意义上得到前景化，实现各自的传播价值和交际目的。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助于了解意义建构策略差异进而对同题新闻的深入探讨有所借鉴。

02

同题新闻评论的功能文体学分析框架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语言是由多层级系统网络构成的意义潜势，人们在社会交际过程中可以根据语境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构建语篇。这样，人们既可以通过语境预测语篇，也可以通过语篇预测语境。语境参数具有突显、强化、映射、排比等功能(王俊超，等2017)。Urbach(2013:317)明确指出“重视语境以及学会把语境整合到语言理论中去，这对那些欲充分有效解读社会生活中语言的语言学家来讲至关重要”。语境包括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文化语境是整个语言的语境，是相关文化所有符号系统的综合。Martin(1992:496)认为文化语境包括意识形态和体裁，其中意识形态是构成文化的编码取向系统(Martin 1992:507)，体裁是分阶段实施的、有目的的社会过程(Martin 1984:25)。情景语境是文化语境的实例，包括三个变项:语场，指发生了什么事，包括题材;语旨，指谁和谁进行交际活动，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语式，指语言在语境中的作用，包括修辞方式、传播媒介(如口语/书面语)和渠道等(Halliday2014:33-34)。它们分别制约了对概念、人际和谋篇意义的选择，意义又制约了对词汇语法以及字系或音系的选择。概念功能主要由及物性体现，人际功能由语气、情态和人称代词等体现，语篇功能由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等体现，从而生成各种语篇。

所有的文体分析归根到底都是对文体效果的分析和解释(张德禄，等2015:67)。与形式文体学流派所坚持的文体效果即偏离的观点不同，韩礼德功能文体学派强调突出特征的前景化，即有动因的突出特征，包括失协(incongruity)———质的偏离，和失衡(deflection)———量的偏离两个类别。前景化是相对于语篇的整体意义而言的。Halliday(1973:112)认为在文学作品中，“除非突出对作者整体意义有贡献，它就似乎缺乏动因，一个突出的特征只有与语篇的整体意义相关时才能前景化”，即只有它们的功能与情境语境建立起相关性，成为有动因的突出时，才能实现前景化。

因此我们在分析评论语篇的功能文体特征时，采用自下而上的分析程序，按照“分析———解释———评价”三个文体分析步骤进行(张德禄，等2015:69)。首先基于元功能模式分析语篇在词汇语法层的突出特征，包括失协和失衡，然后从情景语境层面阐释这些突出特征在语境中的功能/意义以确立前景化并进行语篇间的横向对比，最后从更高层次的符号潜势系统———文化语境层面对语篇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剖析并评价各自传播价值。

同题新闻评论功能文体的研究重点是它们的文体特征对比。对比首先发生在词汇语法层面，分别对它们在及物性结构，语气和情态，以及主位结构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两个语篇在词汇语法突出特征上的异同;然后在意义层次上，对比两个语篇由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所形成的意义模式，根据情景语境中的语场、语旨、语式阐释两个语篇的哪些突出的词汇语法特征和意义模式在各自的语境中得以前景化，并且对这些前景化特征进行对比，发现它们的异同;最后，根据文化语境，特别是体裁结构和文化传统，对这些前景化特征的文体价值和效应做出评价，对比它们的异同，进而探讨其文化价值和深层次的动因(见图1)。

03

突出特征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功能文体学理论为文体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因为它不仅分析词汇语法和意义特征，同时也从社会文化和情景语境中寻找动因。

根据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我们依次对两篇同题社论中的及物性、语气、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情态成分以及主位结构进行分析。首先对比两个语篇中哪些相关特征出现了，哪些没有出现，然后，再看它们各自出现的频率，并进行对比。虽然一般来讲，量上的差异大小可以表示它们突出特征的不同，从而可引起文体特征上的差异，但在文体学研究中，不同的语境对量的差异要求不同。正如Halliday(1973:117)所言:“经常是大体表示出出现频率就足够了，足以表示出为什么我们要接受作者的断言语篇中某些特征是突出的。”

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两位作者首先对上述词汇语法结构同时展开单独分析，其次将对各自分析情况进行仔细比较，通过反复商讨与审核，最终达成的统计结果如下:

从对两则社论的及物性结构比较可见(表1):物质过程、关系过程与心理过程共同构成评论的主要过程，数量上十分突出(《卫报》95%，《邮报》89%);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之和的比例(《卫报》59%，《邮报》57%)都高于物质过程(《卫报》36%，《邮报》32%)。在关系过程的分布上，《卫报》比例较高且以识别类(共计58个，约占48%)为主，《邮报》比例较低以归属类(共计21个，约占40%)为主。此外就心理过程而言，《邮报》的比例较高且以情感/愿望类最为突出(共出现9处，约占17%)。

从对两则社论的语气结构比较可见(表2):两个语篇均以直陈语气(包括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要语气类型，未出现祈使语气。在直陈语气中，主要以陈述语气为主，在两份报纸中各占98%和94%，另外疑问语气各占2%和6%。

语气类型上似乎两者没有区别，但在选择什么成分做主语上显示出较大的差别。在《卫报》的120个小句中，只有一个“we”做主语，而在《邮报》的53个小句中，就有13个小句由“we”做主语，如表3所示:

另外，两篇社论中情态的出现频率呈现较大的差别。在《卫报》的120个小句中，只有12个情态动词，外加1个情态副词，占小句总数的11%;而在《邮报》的53个小句中，就有15个情态动词，外加2个由情态副词和情态隐喻形成的情态成分，占小句总数的32%(见表4)。

从主位结构上看，两篇社论均以无标记主位为主:在《卫报》的120个小句中，无标记主位达102个，占总数的85%(其中显性主位为86个，占72%);在《邮报》的53个小句中，无标记主位达52个，占总数的98%(其中显性主位37个，占总数的70%)。《卫报》有标记主位为18个，占总数的15%，明显高于《邮报》的2%(见表5)。

综上所述，两个语篇都在及物性结构、语气结构和情态以及主位结构方面显示出相似的突出模式，同时，两者在同主题、同体裁以及情景语境也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在词汇语法的突出模式上显示出较大的区别。相关的研究问题是:

1)两者相似的突出模式表现了哪些方面的共性?

2)两者不同的突出模式显示出哪些意义模式的差别?

04

突出特征的前景化阐释

4.1 背景描述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人特朗普击败民主党人希拉里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卫报》和《邮报》各自在第一时间刊发社论，前者标题为“A dark day for the world”(The Guardian,8/11/2016)，后者标题为“How each of us can help keep America inclusive,even under Trump”(The Washington Post,8/11/2016)。以上对两篇评论中体现元功能模式的主要词汇语法结构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了二者各自的突出特征。下面我们将根据情景语境三个变项，分别解释这些突出特征的语义功能以发现语篇体现的不同价值。

从情景语境的角度看，同题新闻特点有三:1)具有相同的语场，来源于同一事件;2)具有相同的语式，因为它们都来源于报纸:都是书面语;3)属于同一个体裁:新闻评论。它们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语旨不同:《卫报》的一般读者定位为英国大众;而《邮报》则为美国大众。这些区别能使两份报纸社论产生什么样的差异?所产生的差异是否都由这些区别引起?是否还有其他因素起作用?本节重点根据系统功能文体学理论来探讨这几个问题。

Halliday(1973:112)认为突出特征只有“有动因”(motivated)才能被前景化，即它只有与建构语篇的整体意义相关才能得到前景化。而语篇整体意义是受语境的促动被选择的。因此，探讨突出特征的前景化需要研究突出特征表现了哪些意义模式;这些意义模式如何为作者建构语篇整体意义做出贡献以及这些意义与情景语境如何关联等。

4.2 语场:客观思辨与主观情感

及物性体现语言的概念功能。如表1所示，物质、关系和心理三个主要过程在两个语篇中均形成失衡(deflection)，即量的突出。其中，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之和的比例都高于物质过程，表示语篇中主要涉及事件/行为、事物的关系/性质以及参与者内心世界，而且两个语篇的核心关注点都不是事件本身的发生过程，而是主体对事件的感受以及做出的判断和评价。这与两个语篇都是新闻评论这一体裁类型是相关的。其次，《卫报》的关系过程比例高于《邮报》，而心理过程则低于《邮报》，主要在于该语篇中许多关系过程的被识别者(identified)角色都由名物化成分充当，而这些名物化成分大部分源自心理过程，如文中先后4次出现的被识别者恐惧(fear)都是经过心理过程people fear．．．(人们恐惧……)转化而来，表明《卫报》更倾向于对事物的评判。不同类型的关系过程的使用表示《卫报》侧重对事物本质的思考，《邮报》偏重对事物属性的描绘。此外，从心理过程来看，《邮报》更倾向于刻画主体的情绪变化等内心世界经验。

语篇的概念意义由情景语境中的语场支配和决定。Halliday(1978:138)曾把语场分为第一层次语场(first-order field)和第二层次语场(second-order field)，其中第一层次语场指正在发生的社会活动，而第二层次语场是在第一层次语场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指完全由语言体现的社会活动(Halliday 1978:144)。就两篇社论而言，它们的第一层次语场一致，均指美国大选;第二层次语场也大体相似，同为大选派生的评论语篇，但它们性质各异———《卫报》意在抨击大选;《邮报》旨在抚慰民众心灵创伤。新闻评论需和客观世界发生的事件相关，需要物质过程描述该客观现实(特朗普当选总统)，但两篇文章的第二层次语场决定了它们还要对大选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即“对重要事件或问题进行阐释和评论，从而表明媒体的态度和立场，以感染和说服公众”(Rivers et al.1980:87)，因此趋向于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的使用。物质过程、关系过程以及心理过程的大量使用构成语篇中有动因的突出，属于典型的评论语篇功能文体特征。因第二层次语场性质的差异，《卫报》关注大选结果产生的根源和内幕，揭露各种国内外“助攻”因素如英国退欧、右翼势力抬头等，建构了作为冰山一角的美国大选暴露出的严重负面效应，许多心理过程经名物化后也由关系过程体现，因此关系过程较突出且以识别类为主。《邮报》作为美国本土的报纸，重视思想疏导，在关注大选结果造成“民怨”的同时又要不断释放积极信号，缓解国内焦虑情绪，以使民众对美国未来充满希望，因此需要依赖更多心理过程来建构，且以情感/愿望类为主。同时报道者对大选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持回避态度，对事件/人的评判仅停留于众所周知的表象，不去抓本质，使得归属类关系过程更突出。

4.3 语旨:失望、观望与希望

人际功能主要由语气、情态以及人称代词等实现。从语气的角度看，两篇社论均由直陈语气，包括陈述和疑问语气小句体现，未出现祈使语气小句，表示两个语篇的主要交际功能是向读者提供信息。疑问句的主要功能是求取信息，包括是非问句和特殊问句，因此它们在给予信息为主的评论语篇中的出现属于失协(incongruity)，即偏离常规。疑问句在《卫报》中出现两处，分别为:1)But what can he really do about it?2)What do most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care about it?这两处的疑问句都属于修辞问句，近似陈望道(2006:143)提出的设问中的提问———必定有答案在其下文，该段的最后一句However,...it becomes clear that he has used their anxieties to again advance himself and the urban rich class to which he belongs提供了答案:对草根阶层而言，特朗普只会利用他们的焦虑为自己和城市富裕阶层谋利，根本不会去真正关心他们的冷暖。看似提问，实则提供信息，因为它们的主要作用在于“既能表达命题，又能与读者互动”(郝翠屏2009:71-72)，但这种互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becomes/has used限制读者的其他声音和立场，属于Martin&White(2005)提出的评价系统中介入范畴中的“对话压缩”(胡壮麟，等2017:336)。反观《邮报》中出现的3处疑问句:1)Can he stop casting aspersions on an entire religion?2)Can he judge everyone,including Muslims,as individuals?3)Will he act on his pledge to welcome large numbers of legal immigrants?它们都属于向读者求取信息的是非疑问句，两个低值情态词can和中值意态词will的使用体现了报道者的主观隐性(subjective implicit)情态，对特朗普能否一视同仁对待各阶层表示疑惑，同时又以协商的口吻向读者征求意见，它们属于介入中“对话扩展”(胡壮麟，等2017:336)。

情态表示“语言使用者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干预信息，表达各种态度以及判断”(Eggins 1994:179)，从情态的出现频率上看，《邮报》的情态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卫报》，显示报道者倾向于对事件的干预和协商。《邮报》语篇中的情态主要出现在语篇的评论和对将来的期望部分，表示概率和能愿，体现出作者对将来的期盼和愿望。

语篇中第一人称代词作主语显示作者的参与程度。在两篇社论中，《卫报》中第一人称代词we只出现1次，其余主要为第三人称(名词和代词等)做主语。新闻题材属于叙事范畴，是“新型的故事体裁”(Martin&Rose 2008:74)。Simpson(2004:28)认为，“叙事中第三人称的使用具有外在和分离的特性，旨在拉开叙述者与故事本身的距离，形成异故事叙述(heterodiegetic)”，也就是说第三人称叙事能起到疏远、客观的效果，突出了报道者作为观察者(观望)的角色。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邮报》语篇中出现了较高比例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平均约每4个小句就会出现一次。与异故事叙述相反，“第一人称叙事属于同故事叙述(homodiegetic)，叙述者内化于故事中，兼有参与者的角色”(Simpson 2004:28)。

语篇的人际意义是由情景语境中的语旨支配和决定的。就两则社论而言，交际双方均为报道者和受众，由代表权威一方的报道者向受众传递信息，大量使用陈述小句能更有效实现信息传递功能。有趣的是，两则新闻评论在开头都传递了强烈的失望情感信息，而且都是主要由关系过程和词汇体现的。《卫报》把它定义为“大跌眼镜的闹剧”;《邮报》则直接称为“失望”。但是两个语篇中交际双方不同的社会距离和社会关系决定了它们在语旨上的差异性。《卫报》来自英国主流报纸，其读者范围广泛，不仅包括英国公民，也可包括当时强烈呼吁反右翼的世界人民，这与语篇中先后出现5次的单词world(世界)以及标题相一致，因此交际双方的社会距离/社会关系较远，报道者以局外人身份向作为受众的世界人民阐释对美国大选的看法，就要体现权威性和客观性，因此需要运用大量极性陈述句、修辞问句以及非第一人称代词来体现这些特征，重视的是品德(ethos)策略。《邮报》中双方参与者是美国记者和美国民众(全文未出现world)，共享背景知识较多，交际双方社会距离/社会关系较近，报道者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希望能够顺利度过危机，为影响受众就要重视情感(pathos)策略，体现亲民性:大量情态动词的使用表明报道者试图寻求与受众的协商，尽力削弱双方的权势对比关系;多次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有助于拉近同受众的距离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通过是非疑问句的使用加强了与受众的互动。

4.4 语式:求证与求解

语篇功能在词汇语法层面主要由主位结构体现，主位结构由主位和述位两个功能成分组成，其中“主位是信息的出发点”(Halliday 2004:64)，可以是无标记的，也可以是有标记的。两则新闻评论均以无标记主位为主。无标记主位的连续出现能够突出语篇的主要参与者特点，因为语篇的主要参与者通常要做主语，如《邮报》中的特朗普。而有标记主位则通常由情景成分和补语体现，突出语篇的逻辑严密性和客观性，淡化主体性。从这个角度讲，两则新闻评论的组篇意义有较大差异，《卫报》语篇中的有标记主位比例明显高于《邮报》，主要由表示时间、地点、原因和方式等环境成分的介词短语、副词词组以及从属小句体现。正如Fries(1983:143)所言，“主位选择在于确立以某些信息作为基点去评价和比较后出现的信息”，有标记主位的使用能在吸引读者的同时增加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和客观性，是论说类、思辨推理类语篇的特点。《邮报》语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信息的起点置于具有情感和行动能力的自然人上，这些人包括特朗普、作者和美国人(特朗普及其所属达17个;克林顿2个;我们13个;美国人2个，以及其他人1个，还不包括许多省略主语的小句)。信息的组织方式围绕这些作为主体的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展开。语篇的前半部分主要以特朗普作主位，围绕他的所做、所为、所思展开，后半部分则主要围绕作为美国人的“我们”展开，即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事件，以及如何去做与期待。

语篇意义是由情景语境中的语式支配和决定的。语式制约着语篇功能对词汇语法的选择，从而将概念意义与人际意义合理组织起来建构为语篇/过程(Martin 1996:340)。新闻评论中言语所起的作用就是劝说，即“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藉以指导当前的社会价值观，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赵玉明、王福顺1999:107)。《卫报》使受众意识到特朗普当选造成的严重后果，需要整个世界思考如何应对;《邮报》则劝说美国民众摆脱焦虑的阴霾，加强团结，期待美好的将来。要达到劝说目的，就需要合理有效地组织语篇，而语篇的组织必然离不开修辞策略的使用(Hoey 2001:4)。在劝说方式上，根据Hoey(2001)的研究，两个语篇采用了不同的修辞模式:《卫报》采用了假设———证实(hypothetical-verifying)模式，《邮报》采用了问题———解决(problem-solution)模式。在《卫报》中，报道者首先提出假设:这次大选带给世界的是震动和灾难(global earthquake/seismic rupture)，然后着重去证明这一假设。为了让世界范围内的广大受众相信特朗普当选是一场灾难，报道者通过使用大量背景信息和推理论证等方式(集中体现为更多有标记主位的使用)来最大程度提高相关命题的可信度，以增强说服力。与之相比，在《邮报》中，报道者论述了美国大选暴露出的社会问题(疏远/失望/痛苦)，这些对亲历过大选的美国民众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太多的有标记主位来赘述)，重点应是如何解决问题。特朗普也曾在获胜演说中承诺会修复创伤，但他能否做到无法确定，所以，既寄希望于他，又不能完全依赖他，需要大家(we,American people)的共同努力，以消除负面影响，并保持美国的宽容和大度形象，把特朗普当选这个坏事变成刺激美国人团结的好事。

05

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社会符号

英美两国具有相同的文化渊源———作为移民文化的美国文化起源于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体系(朱永涛、王立礼2000)，但由于两百多年的分离使他们发展了各自不同的文化模式。两者可以说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意义潜势，英国作为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具有浓厚的精英文化传统，提倡向上流社会看齐，贵族精神几乎成为国粹”(钱乘旦、陈晓律1991:392)，崇尚传统，偏于保守，渐进改革成为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钱乘旦、陈晓律1991:278;黄宇2003:178)，因此支持精英，拥护建制。美国文化强调开放与包容(王锦塘1996:10;仲掌生2000:99)，各个民族、族裔以及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居民生活在共同的土地上，对各种元素能兼收并蓄，各种政治思潮可以共存(李其荣2005:87)，崇尚冒险和乐观进取，“即使碰到艰难险阻也坚信明天会更加美好”(李其荣2005:94)，而且有着浓厚的反建制主义历史传统(刘长敏、李益斌2017:59)，因此可宽容对待各种思潮。

就这两篇社论而言，其交际目的的作用远远大于它们的文化差异。新闻评论的体裁结构比较稳定，由引论、正论和结论三者构成(范荣康1985:29)，即提出论点、论证和结尾三部分，从Hasan(Halliday&Hasan 1985/1989)的体裁结构潜势理论(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来看，两个语篇同为评论，其体裁结构的必要成分是一致的———引论^正论^结论。具体而言，《卫报》的体裁结构是“引论^正论^结论”，而《邮报》则多了一个可选成分———解决方案，其体裁结构为“引论^正论^解决方案^结论”，因此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解决方案这一成分的有无。

作为2016年相继发生的两起关键性事件———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被视为西方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抬头的结果———草根阶层战胜精英阶层。首先脱欧之举让英国在世界范围内颇受争议，国内精英阶层对退欧后的经济前景普遍表示担忧。和英国很多大报同行一样，《卫报》代表国内精英阶层的利益，持留欧立场。由于英美之间长期以来美唱英随遥相呼应的“特殊关系”，特朗普的意外获胜让国内的精英人士心灵再次遭受重创。报道者首先直接将其定性为世界政治地震(global political earthquake)(引论)，然后从当下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局势两方面去证明这一论断(正论)，最后得出结论:由于美国民众的错误决策，我们都会处于一个黑暗、动荡和恐惧的时代。这充分表明报道者看衰美国大选，认为其后果无可救药，世界也将永无宁日。大量名物化成分(如cataclysm/disaster/earthquake/seismic rupture/fear等)的使用建构了灾难、恐惧的场景，渲染了浓厚的悲观化色彩，显示了客观性和权威性(肖建安、王志军2001)。报道者以正式严肃的口吻抨击美国大选，控诉其根源———正在西方蔓延的反全球化思潮，其传播目的在于引起世人警惕，从而有效地引领世界舆论，同时也表达了对世界前景的担忧。这一切表现了英国新闻工作者作为“调查员和讽刺挖苦大师”(赵鼎生2002:13-14)的双重特色。

反观《邮报》则体现了美国政府利益。大选中两党互相攻击，撕裂美国社会，尘埃落定后国家形象严重受损。据《华尔街日报》11月7日公布的投票前最后一次民调结果显示，接近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这场选战使他们对国家的自豪感减弱;近六成选民对两名候选人都不满意;大约半数选民都没有做好支持新总统的准备(徐剑梅，等2016)。特朗普的当选既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变革可能，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悬念。外界反民粹反右翼呼声不绝于耳，同时国内存在白人身份焦虑、贫富不均、族裔矛盾以及反精英反建制等突出问题，在此内忧外患下，为维护政府利益和稳定民心，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唤醒民众的包容、团结意识，重塑国家自豪感，以共度难关。因此报道者认为特朗普的获胜带来的问题只是人们情感上的疏远、失望和痛苦(引论)，然后轻描淡写地分析了这些负面情绪是由特朗普的不当言行所致(正论)，随后提出解决方案:呼吁民众应该从自我做起，加强团结，最后以展望未来作为结论:或许特朗普的获选会激励我们去加强团结，其中解决方案这一结构成分的出现是《邮报》与《卫报》在体裁结构上的最大不同。不但关注社会问题，还致力于如何解决问题，代表了美国政府立场。表明大选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美国政府和人民完全有能力去解决。与《卫报》不同，该评论的名物化成分较少，仅局限于alienation/disappointment等表示普通情绪反应的常见词汇，其严重程度明显减弱，浅显易懂，会给读者带来轻松、亲切之感。从传播目的来看，一方面可以缩减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之间的心理距离，亲民性强，易于被广大草根阶层所接受，以缓解国内忧虑情绪;另一方面暗示了选举带来的社会问题并非无药可救，加强了劝说的感染力和鼓动性的同时，有助于民众重拾“美国梦”信心，说明特朗普的获胜未尝不是件好事。从而充分体现了现代美国报纸工作者“看家狗”(赵鼎生2002:22)的本色。

06

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两篇同题社论体现于词汇语法层面的功能文体特征。尽管有相似之处，但由于相异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它们体现了更多的文体差异，从而揭示出语篇整体意义建构的不同策略:《卫报》以较严肃的口吻构建了一场世界性灾难，劝说策略上偏重品德，以树立权威为主，互动性受限;《邮报》语气较为缓和，仅聚焦国内社会问题，劝说策略上侧重情感，以拉拢人心为主，互动性较强。两篇评论均有效地实现了各自传播价值———《卫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传递危机信号，而《邮报》千方百计弱化大选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同题新闻评论进行功能文体分析更利于发现语篇整体意义建构策略上的差异，对机构或国家形象修辞有一定的启迪，可供新媒体时代的同题新闻竞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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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外语教学》2020年第2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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